1990年2月6日中午,我的美国老板斯奈尔医生到机场接我,他问我在美国有没有朋友,我说:“有个中国同学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做博士后,我有他的联系方式。”斯奈尔马上打通了同学卢宪平的电话。 “好啊,送到我家吧。”卢宪平是我在美国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同学,他热情地接待我在他家里吃了一顿晚餐。 ...
我的第一个导师,私下都称老板,是位肿瘤科的临床医生,因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肿瘤中心,所以他也是助理教授,能带博士生及博士后学生。斯奈尔在研究药物载体方面很有成就,发表过很多篇文章,并拥有一些专利如多室多层的脂质体(Liposome)缓释药物治癌症。 ...
斯奈尔在1991开办公司时,我本有机会跟着他去他的公司做一名研究人员,可周围的留学生中,大部分从事医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。 ...
导师塞拉(Sara Sukumar)要走了,我们都不想跟她去东部,当然塞拉愿意让我和陈莹带着这一笔经费去约翰霍金斯医学院,继续原来的研究,可毕竟我俩都不愿意离开美丽的圣地亚哥。我很想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医学院,那里有比较接近临床方向的研究,并且还与分子生物学相关,只是我一时很难找到有应用价值的科研项目。 ...
面对癌症,大多数患者走着这样一条路:先手术,花掉数万元;然后化疗,花掉数十万元;不行再放疗,再花掉数十万元甚至几十万;接着转战南北的中医治疗,花掉数万元,最终人财两空,这就是癌症“黑洞”在套取人类的钱财和生命。 亲人离去后,很多人会发现,我们对癌症并不了解,对治疗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,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。 ...
创业就一定需要一笔钱,大多数人创业初期都面临着融资难。我称之为资金之困,资金之痒,资金之苦,是每个创业者永远绕不过的坎。有人天生幸运,有祖辈的钱足够用。我们这些上世纪80年代到美国的留学生们,多数没有那么幸运。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,万元户就已经了不起了,我们那时基本都是“穷二代”。 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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