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该说,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梦想,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,对幸福生活的诉求与期待。一般人的梦想,大多都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,而我却与往事关联。我的梦想,起源于母亲的两次癌症,因为癌症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。从那时起,我就感觉癌症是人类未解密的黑洞。 ...
癌症“黑洞”究竟是什么,里面都包含着怎样的东西?1988年我从协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时,对此并没有清楚的认识。 ...
我出生在济南市,但是幼年济南的生活经历在我脑海里记忆甚少。上小学时正处在“文革”时期,那时的济南比较乱,学生不用学习,可以随便逃学,整天就是玩。当时我们家住在槐荫区,周围邻居都是普通百姓,街坊之间很亲热。我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的,整天和小朋友们玩在一起,小学什么也没学到,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背诵,大字不识200个。 ...
我的初中是在村里上的。那时母亲得了宫颈癌,我用农村的地排车拉她到公社医院看病。到医院一看,医生就告诉我可能是癌症,我几乎就要崩溃了,我害怕癌症夺去母亲性命,因为那是绝症啊。我第二天就拉着母亲到了济南,找已经在济南工作的大姐,继续为母亲看病。对于癌症的恨就源于那个时候。 ...
1982年,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。在外科干了近半年,知道了什么叫剖胸探查,什么叫剖腹探查,那就是打开胸膛、打开肚子查看肿瘤,看看能切就切。那时还没有计算机断层扫描(CT)、核磁,所以,剖胸剖腹探查几率很高,切除率很低,大多数病人都白白挨一刀。 ...
到了1985年硕士研究生报考的时间,在北京报考研究生需要单位介绍信,我很担心,因为开介绍信有难度,医院对于职工报考研究生有诸多的限制。正在这个时候,山东肿瘤医院的于竹成大夫来北京办事,手上有几份空白的介绍信,我就留下一份,很快填上报了名。可是报名之后,还需要单位在一份确认表格上盖章,没办法了,只好回了济南。 ...
1990年2月6日中午,我的美国老板斯奈尔医生到机场接我,他问我在美国有没有朋友,我说:“有个中国同学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做博士后,我有他的联系方式。”斯奈尔马上打通了同学卢宪平的电话。 “好啊,送到我家吧。”卢宪平是我在美国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同学,他热情地接待我在他家里吃了一顿晚餐。 ...
我的第一个导师,私下都称老板,是位肿瘤科的临床医生,因在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肿瘤中心,所以他也是助理教授,能带博士生及博士后学生。斯奈尔在研究药物载体方面很有成就,发表过很多篇文章,并拥有一些专利如多室多层的脂质体(Liposome)缓释药物治癌症。 ...
斯奈尔在1991开办公司时,我本有机会跟着他去他的公司做一名研究人员,可周围的留学生中,大部分从事医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。 ...
导师塞拉(Sara Sukumar)要走了,我们都不想跟她去东部,当然塞拉愿意让我和陈莹带着这一笔经费去约翰霍金斯医学院,继续原来的研究,可毕竟我俩都不愿意离开美丽的圣地亚哥。我很想回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医学院,那里有比较接近临床方向的研究,并且还与分子生物学相关,只是我一时很难找到有应用价值的科研项目。 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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